十六岁那年的夏天
文/罗大佺诵/大魏哥
摄影：简
十六岁那年的夏天16:45来自芃芸国风选自《香港文汇报》
十六岁那年的夏天，太阳火辣辣地晒着，知了在树上不停地叫唤。怀揣一张初中毕业证,我满怀心事地回到了家乡洪雅县共同村牟河坝,回到了那座还有两间茅草房,还有一间夹着晒簟作墙壁的砖瓦房里。
对我的归来,姐姐妹妹怀着一种喜悦的心情,她们小学毕业就回家参加生产劳动,已经好几年了,觉得我早就应该和她们一样,回来劳动了。父母是一种平淡的心态,山里的娃子，能识字就不错了,读那么多书干什么。
大哥的肺结核病更加严重了,哮喘得非常厉害,咳嗽出的浓痰里,常常带着殷红的血丝。大哥和我们虽已分家两年多,但仍住在同一屋檐下。大哥每次一咳嗽,嫂子的脸上立刻布满愁容,父亲转过头去悄悄叹息,母亲的眼里溢满泪水。大哥从小就是一个很帅气、很要强的人,他的病,是被生产队安排参加总岗山水库建设时落下的。咳嗽过后不久,大哥的脸上又恢复了笑容,虽是病人,但精神气质还保持得不错。
地里的玉米苗需要除草,三姐扛着锄头出去了,妹妹也扛着锄头出去了,父亲也扛着锄头出去了,唯有我躲在屋里一角,缩头缩脑,怕被人看见。嫂子出去的时候,瞟我一眼,说:“他幺爸,帮我照看一下娃儿哈。”我仿佛找到了不去干活的正当理由，赶紧鸡啄米似的点了点头。母亲是要叫我出去干活的,但听见嫂子叫我带侄儿,也就不再说什么,背个背篼出去给猪儿割草去了。
三年前,村里一个娃儿初中毕业参加中考时成绩考得不错,第二年复读后考上了峨眉农业技术中等专业学校。这件事像一块石头投在牟河坝的河水中,激起了层层波浪。那时候的中专生、中师生都是读书不用交学费,毕业后国家还要给分配工作的。那时候别说参加工作,就是一位吃商品供应粮的城镇居民,也让我们羡慕不已。原来山里的娃儿并不一辈子就是放牛的命,也可以通过考学改变人生。于是考个中等学校,跳出农村,吃上商品供应粮,风风光光地回到村里,成为村里娃儿的向往。于是学校里读书成绩稍微好一点的娃儿,开始拼命读书。第三年,村里继那个男娃儿考上中专后，又有一个女娃儿初中毕业复读一年后,考上了乐山中等卫生学校。我们是红星公社中学校初83级毕业生，毕业的时候好几位成绩和我不相上下的儿时伙伴虽然暂时没有考上中,但在学校参加补习,准备明年插班复读后再考。我也想和他们一样参加中考,我也想和他们一样补习、复读,明年再参加中考。可是环境不允许,因为中考要交8元钱考试费,而家里是拿不出这8元钱给我去做试金石的。我个人也评估这年也是考不上中专或中师的;8元钱不是小数目,我无处去借,学校也不借账。于是我干脆连中考都不去参加,在作文本上写下“心血不用费考场,青春愿意献山乡”,参加完初中毕业考试后,拿着毕业证回了家。
学校那时候正希望一些成绩不好的学生不要去参加中等考试,以免拖累了学校应届毕业生中考的总成绩。这个总成绩县教育局是要排名次,给予奖励的。于是学校鼓励那些成绩差的学生不参加中考,为此,学校居然把我不参加中考当作典范,在全校师生会上念了我的豪言壮语,并给予口头表扬。于是不少同学都用奇怪的目光打量我，仿佛我一时间成了怪物。其实我心里也是极不甘心回去当农民的，回到家里把书包一丢，跑到对面山上的树林里,伤伤心心地痛哭了一场。
哭过之后还得面对现实。还得学着适应去数各种农活。农村的孩子不怕吃苦,但做农活也需要各种技巧,比如薅秧,比如除草,比如打农药,比如挞谷,比如犁田,比如抬石头,这些都是需要技巧的。一不注意,你就会眉毛胡子一把抓,把稗子和秧苗一起抓掉;一不注意,你就会将农药喷到自己身上;一不注意,你就会将稻谷挞得满天飞;掌握不好技巧,犁田时翻出的土壤弯弯曲曲像蚯蚓,而且牛儿还不听你使唤;掌握不好技巧,抬石头时你无法和别人配合协调,石头就会伤着你和搭档。父亲认为大哥就是抬石头时伤了身体落下的病,于是不让我去干这种太费力气的农活。除了抬石头外所有的农活我都得去适应，我都得去做。以前认为当农民干农活是最简单的事情,离开校园回到农村后，这才知道农民也是不好当的，农活也是不好干的。这些对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来说,也许有点沉重,但不少和自己一般大小的儿时伙伴,早已辍学回家,适应了这种农村生活。我烦恼,我痛苦,我又无可奈何。只有晚上,在蛐蛐的鸣叫声中,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当我拿出作业本,拿起笔来,书写着生活中的切身感受,觉得这有可能变成铅字,变成报纸杂志上的文学作品，并由此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候,一颗烦躁不安的心,才渐渐平静下来。
于是酷热的夏天,一有空闲,我就往县文化馆跑。尽管我家离县城十多里，走路要两个多小时。尽管县文化馆的电风扇也不是随时都为我吹着,县文化馆的老师也不是随时都有时间给我看稿子,陪我聊文学,但我还是要去,哪怕就是见不到文学辅导老师,去文化馆的阅览室看看报刊也行。我要当作家,我要实现儿时的文学梦,我要通过文学改变自己的命运。读书时我的语文成绩一直是全校第一,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念给同学们听;而在离开校园的前夕,县文化馆的文学辅导老师选中了我的一首小诗,准备发表在县文化馆主办的文化小报上。所有这些,都给了我当作家的底气,尽管后来知道当时的底气是多么的幼稚。
那个夏天是寂寞和孤独的。读书时成绩和自己一般好的同学，这时候还在学校里补习准备参加中考。即使中考后没有考上,他们还是会继续努力,备战第二年的复考。他们没有时间,自然也不会和我一起玩。那些读书时成绩比我差的同学，早已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他们早已锻炼出娴熟的干农活技术,因为读书时瞧不起他们,这会儿他们也瞧不起我干农活时笨手笨脚,而不和我往来。我也放不下面子,主动去向他们示好。
那个夏天是苦闷和尴尬的。因为家穷，晚上写作时也受到母亲的责备,她说书都没有读了,还写什么作业?难道煤油不花钱买吗?父亲听说我要写文章去投稿，说你以为国家的钱那么好挣,写了就能发表吗?村里碰到一位做生意的乡亲,他听说我在写文章去投稿,脸上带着不知是羡慕还是嘲讽的神情,问我写一个字能挣多少钱,让我一脸的尴尬。虽然文化馆的老师决定采用我的诗歌了,但报纸还没有铅印出来,也就谈不上知道有多少稿费了。
那个夏天也有欢乐的事情。村里一位不是很熟悉的朋友来看望我,据说他在外地学校读书时成绩也不错，但这会儿也回家务农来了，我终于找到了心里平衡点。背小麦去县城交公粮,路过县新华书店时,那里正在处理打折书。一本平装的《郭沫若文集》第三卷,书边被雨水淋成了卷毛,但内容没有受到损伤。看到我爱不释手,父亲犹豫很久,掏出5角钱给我买了下来。县文化馆的《群众文化》小报上,连着发表了我的好几首儿童诗,稿费一元钱一首。那时候发放稿费县文化馆没有通过邮局,用软笔填写个稿费单子给你，待你到文化馆聊天时，当面把稿费给你。为了自己的创作能够得到父母和姐妹的支持，我用一点很小的米饭泥,把稿费单上4.00元中那个小数点粘住,给他们说我得了元钱的稿费,并拿出稿费单子在他们面前晃两下，那时候元钱不是一笔小数目，他们果然好久没有干涉我的业余创作了。
夏天过后是秋天。我参加了只有成年男人才参加的体力生产劳动。尽管每天累得精疲力竭,但一想到文化馆的老师已经发表了我的几首诗歌,放飞了我的文学梦想，心里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秋天过后,冬天来临的时候,大哥的病已经很沉重了,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大哥走的时候,嫂子、妹妹和母亲哭得很伤心。虽然兄弟情深,但十六岁的我没有哭。我用业余创作的笔,给嫂子写了一份申请困难补助的报告,亲自找村里和乡里的干部签字盖章后,交到县民政局。县民政局一位民政干部也是文学爱好者，恰巧也在县文化馆见过我，听我说过大哥的家庭困境。见了我的报告,找领导批了50元钱给嫂子，嫂子用这50元钱。安葬了我的大哥,据说还剩余了一点点。
这年的冬天,因为一篇《麦苗麦苗绿悠悠》的小说稿件,乐山市文化局《沫水》文学杂志编辑部一位叫梁恩明的编辑老师，前来洪雅看我。因为刚好下大雨,县文化馆的老师劝他在文化馆等我，说我进县城就会去文化馆的，没有必要去爬那坎坷泥泞的十多里山路,而且大家都不熟悉路途。恰巧那几天大哥去世，我没有进县城。梁恩明老师在县文化馆等了三天没有见到我,只好返回乐山。
第二年的春天我应县文化馆的邀请,到县城参加了由县文化馆主办的“洪雅县文学创作座谈会”,成为参加会议中年龄最小的作者,受到了不少鼓励,也算是见了一点世面。夏天,村里的两位儿时伙伴、同班同学考上了峨眉中等师范学校。拿到录取通知书后,他们的父母在家里为他们举办了升学宴，热热闹闹了一番。我没有去参加他们的升学宴。事后把其中一位关系特别好的同学约到家里吃了一顿饭,饭后陪他去村里转了一个遍。
离开家乡后,我常常想念牟河坝,想念共同村,想念村里那些朴实善良的乡亲。回去的时候,发现老家的房前屋后有一些不知名的野生植物,平常,不起眼,但耐热、耐寒,给人一些绿色和希望。于是我又想起十六岁那年那个火热的夏天,想起那些学干农活、学做农人的刻骨铭心的日子。人活着,总是要往前行走的,行走的时候如何去适应各种不利于自己的环境，这才是我们该像那些不知名的野生植物学习的地方。
声名大魏哥：真名魏开银，莱芜嬴牟地，辛庄芦城生，小时未立志，成人志也怂，从军异乡客，归籍念亲情，偶尔附书雅，少有诗酒行，现已知天命，庸庸过半生，取名大魏哥，哥平弟仄声，一口齐鲁话，音如老牛拧，也想玉落盘，未闻珠玉倾，如若君生厌，闭耳痴念嗔。
“芃芸国风”主播
简：现居北京，中国女子摄影协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会员，喜欢简静的生活，喜爱素雅，喜爱摄影文字，喜欢寄情于方寸之间。用相机镜头临摹光影，把画意收进视觉。用作品表达心情语言。
征稿招募启事
1、平台长期征集原创首发新作：诗歌、散文、杂文、微型小说、朗诵、歌舞、摄影作品。
2、投稿请附个人照片（1-2张）和简介（字以内）
3、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文责自负。作品将向多平台免费推送。
4、平台长期招募朗读爱好者、摄影爱好者，定期举行朗诵会、摄影作品交流会。
联系